第二百六十六章 庆历三年来了 (第1/2页)
　　
　　庆历元年之后，大宋正式进入休养阶段。
　　
　　朝廷轻徭役、减赋税，放宽了商业政策，解除了榷卖制度，让农业和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同时朝廷大放血，允许地方截留三成赋税发展建设，并且还创办学校、没收犯法地主的土地租给百姓、废除铁钱，又广修河道、兴建水利设施等等。
　　
　　如宝元二年，赵骏令荆湖南路转运使王遥与广南东路转运使范师道协作疏通、扩建灵渠，第一轮建设于康定元年完工。
　　
　　这次竣工用民夫2000人，共用工6.085万个，用钱5万余贯。所有工料全由兴安、临桂、灵川3县差拨。采用“燎石以攻，既导既辟”的方法，清除渠内碍舟礁石，并将灵渠陡门增至36座。
　　
　　庆历元年再次动工，朝廷这次拨款五十余万贯，动用民夫八千余人，用工达30余万个，扩展灵渠河道，加固沿岸一百余里堤坝，泄洪量以及航运量大大增加，沟通湖南与广东，为广东与湖南湖北商贸活动奠定基础。
　　
　　另外还有康定元年，朝廷再次修汴河，发动沿河百姓参加，为了巩固堤防和利用汴水冲刷河中积沙，在汴河两岸下了600里木柱排桩，将汴河束窄到可以冲沙的地步，准备“束水攻沙”。
　　
　　事实上虽然离黄河决堤还有七年时间，但宋朝政府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从景祐四年开始，朝廷就陆陆续续拨款，先对黄河中下游两岸的支流进行清沙工作。
　　
　　黄河的问题其实就是上游水土流失，导致水里含沙太多，各个支流慢慢堵塞，一旦遇到洪水，顷刻间黄河就会爆发，因淤泥堆积，水流冲破河道，从而蔓延泛滥，最终导致中下游地区变成一片泽国。
　　
　　所以古代治理黄河素来有治河先治沙的说法。
　　
　　目前赵骏打算三手抓，趁着如今因战事顺利，不像历史上那样打了五六年，导致大宋国库空虚，先对黄河中下游各个水渠进行梳理，把各个支脉疏通再说。
　　
　　这个工作总归是要比清理黄河泥沙以及重新再挖几条泄水渠好做不少，而且清理出来的淤泥还能够做两岸田地的耕作泥土。
　　
　　然后就是在汴河以及黄河两岸下游地区先装好木柱排桩，等到一个水流量较少的季节，对黄河和汴河等大型河流进行铸造堤坝，囤积水流，等堤坝筑好之后，再用火药炸开堤坝，陡然泄水冲沙。
　　
　　最后一个办法自然就是挖建泄洪渠，这三个办法下去，三管齐下，保证黄河老老实实。
　　
　　奈何要钱啊！
　　
　　这三个办法已经是最省钱的了。
　　
　　但按照财政部的预算估计，恐怕得发动民夫数十万，工程量巨大，恐怕要花费上千万贯。
　　
　　虽然这点钱省点军费开支就有了，奈何“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
　　
　　就连赵骏都暂时还没有对冗军这个吞金兽下手，就更别说省点军费开支了。
　　
　　所以目前还是像真正开始庆历新政之前那样，只做前期准备工作，先花点钱比较少的，再一步一步来。
　　
　　至少现在黄河给他们留了七年时间，这七年时间，足够做很多事情了。
　　
　　八月底，曹苗芯生了个大胖子小子。
　　
　　赵祯很高兴，为其取名为赵昙，并且得到了赵骏的接纳。
　　
　　这是个日字旁，与赵昉他们一样。
　　
　　得到了取名认可之后，赵祯就更加高兴了，一高兴就有点得意忘形，居然在崇政殿日常会议上提出要收为义子，差点没惹得赵骏翻白眼。
　　
　　好家伙。
　　
　　自己的辈分估计在族谱上得矮三十多代去了，要是儿子被赵祯收为义子，那他就是跟宋英宗赵曙同辈，简直是倒反天罡。
　　
　　后来赵祯在晏殊的提醒下才想起这事，连忙遗憾地表示看来收为义子是行不通了。
　　
　　不过讲道理的话，赵骏的儿子是曹皇后的外甥，如此一来也成为了赵祯的外甥，无形中辈分还是有点乱套。
　　
　　好在这外甥是堂的，但就算如此，也让赵祯非常兴奋，最后竟力排众议，封为祥符县侯，又是让满朝官员震惊不已，纷纷上书劝阻。
　　
　　很多人以为宋代不封爵，实际上是封的，比如宰相和使相往往会封为国公，即便生前没有封，死后也多会追封，甚至还有追封为王的，比如曹琮的哥哥曹玘就被追封为吴王。
　　
　　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北宋不怎么封爵这倒是事实。大量封爵主要集中在北宋初年还有宋徽宗时期，宋仁宗时期也只有宰相才会封为爵位。
　　
　　包括给赵骏封为宋国公都已经很让人震惊，虽然他是宰相之首，封国公也很正常。
　　
　　可一来以前百官都不认识他，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二来这可是宋国公。
　　
　　要是齐国公、魏国公之类的普通国公都还好想一点。
　　
　　而普通官员和宗室一般都不会封爵位，像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之类，在宋徽宗之前几乎是绝迹的情况。
　　
　　现在忽然给赵骏的儿子封爵位，那当然惹得大家反对。
　　
　　虽说赵骏也当了五六年宰相之首，似乎积累了不少威望，但朝中不满他的大有人在，时常弹劾他的御史和谏官也不在少数，只是赵祯和赵骏都当耳边风而已。
　　
　　如今只是又一波浪潮罢了。
　　
　　他们都习惯了。
　　
　　直接无视。
　　
　　便在这股反对浪潮下，几乎翻不起什么风浪，赵昙成为了自开国将领以来，唯一被封的县侯。
　　
　　而时间也慢慢地来到了庆历二年的年底。
　　
　　从二月新政开始，到下半年秋税上来，让人意外的是，虽然农业税比之前还低，只有五百多万贯，可商业税却增加了许多，达到了3300多万贯，其中约1900万贯是商税和征榷，另外1600万贯是外贸。
　　
　　要知道根据史料记载，南宋年间的外贸收入大概只占财政的百分之六，以南宋每年大概一亿到一点六亿贯的总收入来算，基本维持在六百万贯到一千万贯之间。
　　
　　其中又以广州和泉州为主，加起来收入二百余万贯。
　　
　　其余明州、杭州、温州、江阴、秀州等二十余个港口加起来收入也不过几百万贯，跟如今的北宋比起来，可谓是天差地远。
　　
　　但二者其实完全不同。
　　
　　一来南宋只算了港口贸易收入，没有算与金国、大理、西夏等国之间的陆上贸易收入。
　　
　　二来南宋时期日本还没有发现银矿，也难以和大宋展开巨额贸易。
　　
　　而如今大宋可不止做中亚的外贸生意，还同时与辽国、西夏、大理，五条贸易路线同时展开，又派使者前往中亚，多沟通中亚的阿拉伯商人，鼓励双方海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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